“对于过去写过的东西，我并不感兴趣。”
此为整整二十年前，钱锺书先生会晤香港《当代中国作家风貌》编者彦火先生谈及编纂文集，明确给出的答复。这也是一代学术大家淡薄名利的显例。直到生命的最后，他对集中出版旧著的看法，始终没有改变。新版《钱锺书集》代序可以为证。他的夫人杨绛先生在序言，亦即《钱锺书对〈钱锺书集〉的态度》一文中，再次申明钱先生的意见：
他不愿意出《全集》，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。他也不愿意出《选集》，压根儿不愿意出《集》，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，揉合不到一起。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，何必再多事出什么《集》。 …… 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。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。他不开宗立派，不传授弟子。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，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，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。《钱锺书集》不是他的一家言。《谈艺录》和《管锥编》是他的读书心得，供会心的读者阅读欣赏。他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，会惊喜又惊奇。《七缀集》文字比较明白易晓，也同样不是普及性读物。他酷爱诗。我国的旧体诗之外，西洋德、意、英、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，诗的意境是他深有领会的。所以他评价自己的《诗存》只是恰如其分。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，都不大满意。尽管电视剧《围城》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，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。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。“小时候干的营生”会使他“骇且笑”，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。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，而且，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。钱锺书常说自己是“一束矛盾”。本《集》的作品不是洽调一致的，只不过同出钱锺书笔下而已。 钱锺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，他志气不大，但愿竭尽毕生精力，做做学问。六十年来，他就写了几本书。本《集》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。凭他自己说的“志气不大”，《钱钟书集》只能是菲薄的奉献。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，能得到尊重。
钱锺书先生主要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，最终还是以相对完整的形式集中面世。《钱锺书集》的出版，不仅是对其毕生学问成就的最好纪念，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品性，以及他孜孜不倦的问学精神。尽管这远非钱锺书先生著作的全部。就《钱锺书集》目录来看，作者生前曾经结集出版过的著述，以及个别散逸旧作，已尽最大可能收罗齐全。辽海出版社近期陆续推出的三百多万字篇幅《宋诗纪事补正》，也会让人们更加敬仰这位硕学鸿儒的勤奋多产。但限于各种原因，他的大量书信、笔记和英文论著，目前尚不能尽快付梓。
《钱锺书集》策划于1995年末，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和钱锺书先生签约独家出版。其时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交的选题目录，与现今文集编目有较大区别。
三联书店曾有选题报告，称“《钱锺书集》共包含九种书21卷，总字数600余万，汇集作为二十世纪的卓越学者和作家的钱锺书先生的全部作品。内中除已为人所熟知的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（两者均为补订重排本）、《围城》、《宋诗选注》、《七缀集》、《槐聚诗存》、《石语》、《人·兽·鬼写在人生边上》等外，还有第一次面世的《宋诗纪事补正》（十卷）和《钱锺书散文》（暂定名）。”该文也说明全书编辑力量强大，英文专家陆谷孙先生出任英文校订，中文由马蓉女士和陆文虎先生负责编校，法文和德文校订分别由相应学者罗新璋先生和张佩芬女士兼任。
事隔多年，卷帙浩繁的《宋诗纪事补正》易地沈阳出版。《钱锺书集》篇幅减为三百余万字，初拟《钱锺书散文》则更名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》。对于刚上市的《钱锺书集》，三联书店编辑部认为，“尽管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书精心印制出来。但不能让钱锺书先生本人过目，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。”
杨绛先生对出版《钱锺书集》表示满意。她说，钱锺书先生对编纂文集原本持无所谓态度，也从来没有任何期望。
“他根本就是反对出版全集的。他觉得不能给一个活着的人出全集，因为人家还有可能写新的作品。无论他所在单位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还是别的其他出版社来人动员，他都死活不肯答应。”杨绛先生说。
不过，钱锺书先生后来还是给三联书店提出的理由打动了。按杨绛先生代序的说法，那些理由是：“（一）钱锺书的作品，由他点滴授权，在台湾已出了《作品集》。咱们大陆上倒不让出？（二）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出版后，他曾再三修订，大量增删。出版者为了印刷的方便，《谈艺录》再版时把《补遗》和《补订》附在卷末，《管锥编》的《增订》是另册出版的。读者阅读不便。出《集》重排，可把《补遗》、《补订》和《增订》的段落，一一纳入原文，读者就可以一口气读个完整。（三）尽管自己不出《集》，难保旁人不侵权擅自出《集》。”
“钱锺书觉得说来也有道理，终于同意出《钱锺书集》。随后他因病住院，出《钱锺书集》的事就由三联书店和诸位友好协力担任。”杨绛先生在《钱锺书集》代序中说。
在《钱锺书集》所辑10种13册著作中，凡已正式出版的，编订者均据钱锺书先生在自存本上的修改一一校订。同时，也根据作者意愿，对《谈艺录》和《管锥编》重新整理，将历次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正文。《管锥编》补入旧版未载的论《高唐赋》的有关章节。这两部著作当年出版后，钱先生曾作过多次修改补订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后来多次再版重印，修改补订都未能排入原书正文，只是缀于各书卷尾，读者阅读甚不方便。
按照原先的筹划，《钱锺书集》本拟推出书信卷。多年从事钱锺书研究的陆文虎先生，也曾花费相当时间和精力，征集到一批钱锺书先生写于各个时期的书信。这些信后来并没收入《钱锺书集》。
杨绛先生说，放弃汇集书信的设想，实际上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。钱锺书先生散落世间的书信数量巨大，现在全部收齐办不到。至于只挑小部分出版，选择标准也不易制定。况且，他的信多为回复来函的普通书简，没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。即使个别书信涉及学术问题，内中观点也已在他的著述中详细阐明，不必再收入文集。
“锺书每天起床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，”杨绛先生介绍说。“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，多则三五封，平均要写三封。别人写信或寄书来，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。他回信是出于礼貌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。好在他出手很快，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。”
1981年4月，钱锺书先生谈到《管锥编》的写作，也曾提及每天要回复大量来信。他说，“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，但是光写中文信还不成，因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，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……这对年轻人是一种‘奴役’，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‘大师’，可以享受这种特权。”
据杨绛先生回忆，钱锺书先生许多随手而写的书信，行文难免月旦人物，属于自己隐私，现时发表未必合适。她也举例说，凡收到寄赠著作，钱锺书先生回信致谢，自然要以赞语相加。但他的赞扬不一定是对书的全面评价，他经常要附上一句“容当细读”，表明他还未能及时细读。可由于学术地位的特殊，他的书信和手迹，也难免为他惹来不愉快的麻烦。在1987年的一封信中，他就露出对此类事情的反感情绪。他说，某人“去年要求我写一张字，我抄录了解放前为朋友写扇子面作的一首诗。诗中词意和……那个辩论，完全对不上号。如果说这首诗是送给他的，那就不仅移花接木，而且近乎偷梁换柱了。”
对于公开发表涉及个人隐私的文字，钱锺书先生有一以贯之的做法。此次《钱锺书集》不收书简，也秉承了他当年编订诗集时所取的原则。1994年5月，线装本《槐聚诗存》由三联书店出版，他在序中开宗明义说：“本寡交游，而牵率酬应，仍所不免。且多俳戏嘲戏之篇，几於谑疟。代人捉刀，亦复时有。此类先后篇什，概从削弃。”
1988年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印行《宋诗选注》。钱锺书先生在前言中，谈到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变化的旧事。他以一种无奈的心情说，“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，我企图识事务守规矩，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，稍微别出心裁。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，或宋代常语所谓‘半间不架’。”他说自己在文学所从外文组借调到古典组后，“从此一调不还”。
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大学专业是外国文学，到英国牛津大学，仍然学外国文学。后来回到清华教书，也教的是外国文学。他进入文学所分在外国文学组，当然希望能在外国文学研究上一展身手。但是从他说“从此一调不还”的口气推测，好像对他自己没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，感到很委屈。十多年前，他应和友人胡步曾先生诗作，婉转传达出他研究外国文学的方向。他说，“我的和诗有一联：‘中州无外皆同壤，旧命维新岂陋邦’；我采用了家铉翁《中州集序》和黄庭坚《子瞻诗句妙一世》诗的词意，想说西洋诗歌理论和技巧可以贯通于中国旧诗的研究。”
当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藏众多外国文学经典图书，就是钱锺书先生初到文学所时，由他自国外定购。何其芳同志曾嘱咐他选定书目，有目的收购图书。据说，钱锺书先生选书很有眼光，也对他经手的藏书很得意。文学所有外国学者来参观藏书，钱锺书先生自豪地说，“我们的图书资料室小虽小，外国文学从经典到新书，应有尽有。”三十年代留学时期，钱锺书先生在牛津爱克塞特学院攻读学位。他原先抱着很大希望，打算海阔天空地尽读天下名著。但是，牛津大学的严格学术训练却极大地限制了他的读书兴趣。第一年里，他得辨识十一世纪以降的古代手稿，还要学习图书装订手艺。等到第二年提出论文选题，范围由限定得很窄。他以《十六、十七、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》为题做论文获得准许。他自觉论题过于狭窄，并且了无趣味。论文顺利通过，他就如释重负。
以后他读了不少书，抄录许多笔记。但是他想用英文写的著作，始终没有完成，留下的只有些零星文章。他在牛津曾为一位汉学家译著写过序。《谈艺录》开篇论述“诗分唐宋”，即提到“李高洁君（C．D．LeGrosClark）英译东坡赋成书，余为弁言，即谓诗区唐宋，与席勒之诗区古今，此物此志。后见吴雨僧先生宓《艮斋诗草序》，亦持是说。”
钱锺书先生的英文写作，也许要从他为《天下周刊》和《中国评论周刊》等英文刊物撰稿时代算起。兼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期刊《书林季刊》总编纂其间，在那个专业刊物上有多篇文章发表。在此前后，他也还著有一些其它英文篇章。比如，他在《七缀集》所收的《汉译第一首英语诗〈人生颂〉及有关二三事》注释里，曾说：“这原是我三十五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用英语写的文章，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，那篇是书中片段。张隆溪同志找到了，建议译为中文。我就根据原来的大意重写。”此后不久，他为钟书河的《走向世界》写序，再次论及同一英文作品：“差不多四十年前，我用英语写过关于清末我国引进西洋文学的片段，……”此外，他的《谈中国诗》，也是他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美军俱乐部的讲稿节译。
在很多人心目中，钱锺书先生属于博闻强记型传统学者，有“过目成诵，永志不忘”的天赋。他自己藏书不多，但著书立说引文，全凭记忆信手录出。这是一种夸大的传说。他的好友郑朝宗先生对此有专文记述。他在香港三联版《梦痕录》中说，
前人有言，“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”，意思是说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工夫。我看这话用来形容钱锺书是最恰当不过的了。他名副其实，一辈子钟情于书，书是他所的最大癖好，其余全要让路。在国外留学期间，为了博览不易看到的书籍，他竟日夜埋首图书馆的书丛里，孜孜不倦，归国后长期患头晕之症，每到晚间只能闭目静坐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他读书聚精会神，决不旁鹜，有时正在谈话，忽被手中的一本什么书吸引住了，便全神贯注，忘掉身旁尚有人在。他坚守博学强记的古训，读书时不让头脑充当漏斗或海绵的角色，而要牢牢记住一切必须记住的东西。他不依靠卡片和目录索引，需要查书时，总是一查就得。他身边也自有一种“秘本”（他的读书笔记）供他繁征博引时的参考之需，但这秘本如何使用恐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关于钱锺书先生早年问学勤于笔记，其父钱基博先生也有过如下言论： …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，以章氏文史之义，抉前贤著述之隐。发凡起例，得未曾有。每叹世有知言，异日得余父子日记，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，董理为篇，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，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应，非夸语也。
钱锺书先生曾说，“研究作者生平，就是不研究他作品的防空洞。”而今随着《钱锺书集》的问世，这位当代学术宗匠的丰赡学术遗产，必将厚惠后世学人不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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